李光前（1893——1967）又名玉昆，生于福建省南安县芙蓉乡（今南安市梅山镇竞丰村），贫寒出身。1903年，他随父李国专出洋谋生，终身定居新加坡。

在新马，李光前的名字成为大实业家、银行家、慈善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代名词。作为东南亚首家华人跨国集团南益公司的创办人，他被称为“橡胶和黄梨大王”，是全球十大华人富商之一。作为著名慈善机构“李氏基金”创立者，他先后被马来亚吉兰丹州及柔佛州的苏丹封为拿督、马来亚最高元首赐封“丹斯里”（PMN）勋衔。他还是马来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

在新马社会各界心目中，李光前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平民伟人。

传统美德 西式管理

少时，李光前曾在家乡私塾就读。到新加坡后，他求学于英印学堂和养正学堂，兼修中、英两种语言。1908——1911年，他先后于南京暨南学堂和北京清华高等学堂深造，后又考入唐山路矿专门学堂。1912年，他返回新加坡，进入政府专门测量学校学习，同时选修美国某大学函授土木工程专业。这段学贯中西的受教经历，为他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5年，李光前被闽籍侨商庄希泉聘为英文秘书，后为爱国侨商橡胶巨商陈嘉庚慧眼看中。1920年，陈嘉庚将长女陈爱礼嫁给李光前为妻，足见陈嘉庚对他的赏识。

李光前独自创业始于1927年。他在麻坡与友人合办一间小型橡胶加工厂。此时，他尚在陈嘉庚的谦益公司服务。1928年，他与林忠国合股组成“南益公司”，开始构筑李氏企业王国。

1929年至二次大战期间，世界经济大萧条。许多实力雄厚的橡胶公司连连破产，初出茅庐的南益却逆流而上、发展迅猛，不仅执橡胶业牛耳，且向黄梨、银行业延伸。他成为新的橡胶大王，还历任华侨银行的副主席、主席，当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此时，他已成为新马华商界和社会领袖人物之一。

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南益公司跃居世界最大橡胶商的宝座。

1954年，李光前退休，由其长子李成义主持南益集团业务，次子成智、三子成伟分管黄梨业、银行业。如今，李氏三子称王于各自行业。“一门三王”，传为佳话。

南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不少人试图揭开南益神秘的面纱，他们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东方传统美德与西方现代管理的完美结合，是南益精神之所在。

差不多终身在南益服务的李成枫说：“光前先生生前一再告诫职工，要以‘诚实、信用、严明、谨慎’的原则办事。他的八字真言可说是南益万古长青的秘诀与精神。”

在60多年的发展史中，南益从未拖欠过顾客一分钱。公司绝不欺骗顾客，任何一位职员被发现有欺诈行为或吃称头，公司除赔偿顾客损失外，有关职员会受到警告或调离岗位。所以，跟南益交易过的客商，有口皆碑。有的客户数十年只跟南益作交易。良好的信誉使南益的客源、货源越来越多，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南益从不允许职员作买空卖空交易，也绝不把银行贷款用来扩建胶园或胶厂，这种“不打肿脸充胖子”的稳健作风，使南益安然渡过大萧条时期，欣欣向荣。

传统的原则奠实了基础，现代西方管理方式的引进更使南益领先于同业。

在新马华人机构中，南益最先使用电脑。1952年，当西方最新发明的“怪物”进入南益后，公司的管理更趋现代化。其实，李光前在创办南益之时，就对信息极端重视。30年代，他每天凌晨5时至6时必定打电话了解各分行橡胶买卖的情况及库存，然后才研究国际政局与经济状况，以决定橡胶的售价、售量。南益对行情的反应总是较别人快捷、正确。

南益还推行西方现代组织方式，把拥有权与管理权分开。即使是当董事的家族股东也只能扮演决策者角色，实际管理及执行则由经理及属下负责。李光前知人善任，礼聘了一批能干的管理人才为他打天下，李成枫、杨逢年、史联对、李五香、李引桐为最得力助手，分别负责发展马泰印业务。这种组织方式消除了华人企业兴不过三代的主要隐患，使南益久经风雨，蒸蒸日上。

李光前把传统美德与现代西方管理完善地结合起来，这既归功于他学贯中西的受教经历，更主要的在于他高尚的人格力量，他把慈善情怀带进了企业经营之道。

取诸社会 还诸社会

南益的职员常以讲福建话自诩，他们都是南益最忠坚的分子，“打死不走”的人马。新马橡胶界曾流行一句口头禅：“没有人有本事挖走南益的职员。”

南益从不开除任何一位职员，职工采取终身雇佣制度。职工过了55岁仍可在公司内服务。不过，对于一些年迈又体弱多病的职工，公司会要求他们退休，颐养天年。退休后，每位员工每月可拿离职时的半个月薪金。为了照顾员工的福利与退休后的生活问题，南益在1951年就开始实行雇员公积金制度，较新加坡政府于1954年实施公积金政策，早了三年。

工资并不是南益职工的唯一收获。1950年，南益公司从盈利中拨出20%，作为职员的年终花红。从此，各地的南益分公司在获利后，都拨出盈利的20%作为职员的年终花红。

南益还为职工提供免费医疗、子女奖学金。在偏僻的工厂、胶园，南益还自设小学，免费教育职工子女和当地学童。

最值得一提的是“居者有其屋”的措施。南益以免息方式贷款给职员买屋，然后在每年的花红中，将借款职员的花红扣除一半，直至还清为止。职员每月薪金不受任何影响。

南益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拥有一个慈善的家长——李光前。

李光前的善举不仅德披职工，还遍及社会各种族。

早在“七七事变”后，南洋各埠华侨在新加坡组织南侨筹赈总会，做援救伤病难民工作。每次筹赈总会发动募捐或推销公债票，常由李光前及其挚友叶玉堆先认捐一大笔，以收宏效。1958年12月，李光前担任新加坡福利协会主席。每逢灾难，他即赶赴灾区，视察慰问，除呼吁社会各界慷慨解义囊外，李氏基金总是率先捐资，尽速施赈。

创设李氏基金是李光前最为人称道的一大善举。1952年，他拿出350万元（叻币）设立李氏基金，作为长远教育慈善用途。

李氏基金不分种族，只要是需要帮助的人士，经过团体代为申请，不论是学费、书费、旅费、在国内外的医疗费用，凡是向基金会提出的，几乎做到有求必应。

对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李光前不仅不惜金钱，而且连生命也肯奉献。为号召世人为医疗机构献血，他一生捐献血液达18次之多，直到他70岁以后，在医生的劝告下才停止。

李光前毕生热心公益慈善事业。1964年，他甚至把自己名下的南益公司的股份全部捐给李氏基金，使李氏基金几乎占有南益集团全部股权的一半。到1967年他逝世前，李氏基金共计捐出2000万港币。据统计，41年来李氏基金用在社会公益慈善的捐献达2.8亿元（叻币）之巨。斯人已矣，但其福泽绵绵、惠及后人。

因此，在新马，人们称李光前为“苦难者的明灯”、“社会的瑰宝”。

捐资办学 不计名利

李光前以为，教育对个人、对社会都非常重要。个人能够得到安居乐业，社会能够健全繁荣，国家能够富裕强大，全赖教育的力量。因此，他极力赞助振兴学校，普及教育。凡是创办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在建设方面需要资助的，他都慷慨捐助。他捐资办学的功绩，书不尽书。

1934年至1956年，李光前接任新加坡华侨中学董事会主席。20多年间，他负责每年经费和特别费用，还捐30万元建筑教室、教师宿舍和操场，并建赠“国专图书馆”。

1944年，马来亚大学成立之时，李光前捐款25万元，并于1951年再捐25万元，作为该校图书馆购置图书文献之用。

李氏基金成立后，对办学投入了更多的资金。据《大马闽人兴学办教史料集》统计，到1980年，“卅八年来，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除了八间大学受到李氏基金的惠益之外，受到该基金赞助建校的各族中小学也超过廿间。此外，每年资助的奖学金和助学金、教育考察研究经费等，算也算不清。”

新加坡名人陈六使对李光前先生平素在这方面的巨大贡献，推崇备至，并以为是华人中的第一人。

李光前捐资办学从不计名利。早年，新加坡福建会馆开办一间学校，在他的全力支持下得以完成。为表彰他的功绩，取名“光前学校”。他从外地回来后，立刻建议该校更改校名。于是就改为“光华学校”。

当南洋大学落成后，因光前捐助数目最多，南大决定将礼堂命名为“光前”。但是，他不肯接受，只好以其父“国专”名字命名。

在李光前的故乡南安芙蓉，有人建议为他建一座纪念堂，以表彰他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贡献。他知道后婉言拒绝，说：“我办教育事业不是为了留名声啊！”

出于对教育的真正热爱，李光前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50年代，华侨中学学生跟殖民地政府为服役问题发生激烈冲突，演变成新加坡历史上最大和最久的一次学潮。他接到消息，漏夜从英国返回进见总督。为保护3千学子的安全，他一方面不卑不亢地与英国人谈判，一方面循循善诱劝说学生，终于平息了“华中风波”，保住了华侨中学。

1962年3月，李光前到欧洲游历，研究外国大学的组织发展，考察教育后，就任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在新加坡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他在致词中引用了古罗马哲人侍思罗的话：“我们对国家的贡献，有什么更好或更大于为它教育青年”，以及孟子所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这也是李光前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标。

身居异域 心恋故园

李光前年仅十岁就出国离乡，但时空的距离、地位的变易都没有改变对祖国、故乡的思念之情。

1927年，李光前从英国商人手中购买一片胶园，他给第一片胶园取名为“芙蓉园”，以纪念自己的出生地。事业有成，不忘造福桑梓。二战之前，他在故乡南安独自创办国专小学。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在家乡创办了国光中学、国专小学一、二、三、四校，国专幼儿园、国专医院、影剧院。据统计，他独资创办的国专教育卫生系统总建筑面积达75470平方米，芙蓉成为全国著名的侨乡。

李光前与厦门大学和集美各校有着不解之缘。在陈嘉庚公司结束营业后，厦大及集美各校的历年经费都得到李光前的大力支持。建国初期，国民党飞机数度炸毁厦大、集美各校的校舍多处，他在新马以外的机构先后汇款修建。1951年，他捐献600万元港币修复并扩建厦门大学。后来，又捐助华侨大学建造“陈嘉庚纪念堂”。

李光前身居异国他乡，丝毫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华之根，毕生注重华文教育。

李光前第一个把国内教材引进新加坡。1915年，当他在庄希泉的国货公司任职时，便力主和国内书业界联系沟通，取得了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和其他新刊物的代理权。从此，马荷印等英殖民地的华校教学课本推陈出新，焕然改观。

1951年，李光前在给马来亚大学的捐款信件中提出七条件，希望大学当局注重对东方文化的研究工作。

二次大战后，李光前向新加坡政府提议建立新的国家图书馆，并自动捐献巨款，附带条件之一是须购置东方文字的图书，包括马来文、华文、印度文等。

李光前对6个子女，均先授以中文教育。小学时，孩子们上午学英语，下午上华校；到了中学，就在英华学校和新加坡华侨中学上课，然后到外国深造。

这一切都因为李光前主张，不应使广大华裔同胞失去学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机会。他生前虽加入英籍，但对故国、家园的恋情一如既往。1946年，新加坡侨团响应陈嘉庚反对内战对美通电之主张，召开侨团大会，发表宣言，李光前作为代表之一发表演说。

新中国成立后，李光前即表示拥护，并主张海外全体侨胞应面对现实，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全国人民所共同支持的合法政府。

1965年，李光前身患肝癌，到中国治疗，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欢迎和关怀。周恩来总理亲切会见他并安排中西名医在上海为他会诊，使他病势大为缓解。他又到北京、杭州等地游览，返回福建家乡，瞻仰自己诞生的祖屋，祭拜父母坟墓，视察他捐建的国专医院、国光中学、国专小学及厦门大学，瞻仰陈嘉庚先生陵园。他对故园的发展和变化极为欣慰。

泰山其颓 群伦同哀

1967年6月2日，李光前与世长辞。噩耗传出，新马同哀。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致电李家吊唁，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及夫人也发来唁电。

出殡之日，当地政府、各国使节、工商名流毕至，各阶层人士纷纷加入送葬行列，队伍长达里许，人数超过五千。

新马报刊纷纷用“泰山其颓，群伦同悼”、“星马同哀悼”等特大号标题发表哀悼新闻，各界人士也纷纷撰文悼念。死后哀荣，无人堪匹。

这是因为李光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亿万富翁，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高尚人格。

李光前生活简单，衣着朴素，不抽烟、不喝酒，早睡早起，完全没有不良嗜好。他从不铺张，夫妇俩即使到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也从来不做生日。对于儿女婚姻大事，也不事张扬，甚至不惊动老朋友。

1965年，李光前到上海治病，5名中医与5名西医为其会诊，发现这位当时东南亚有数的亿万富翁，竟然营养不良，不禁愕然。从那时起，李光前才遵医嘱略为注意饮食，一个月内体重就增加了六、七磅。消息传到新马，轰动一时。

李光前一生聚财无数，但从来不赚穷人的钱。柔佛振林山数十间双层店铺，是李氏的物业。数十年来仅收象征性租金数十元。在吉隆坡附近，有一个小小村落，每月屋租只有一、二十元，这样便宜的屋租，在百物腾贵的吉隆坡是绝无仅有的。这个村命名为“光前村”，是村人以此寄托对业主李光前的深切怀念之情。

李光前先生的种种善举，在他去世多年以后，各种报刊仍不时刊载报道，真可称得上流芳千古。

在李光前病故停灵之日，南洋商报同仁的挽联是：

死有重于泰山正举国尊贤口碑载道奈何骑箕竟去忍令袍泽伤心亲朋洒泪

生无渐乎素行宜与人为善青史流芳安得化鹤归来竚看明堂颂德廊庙歌功

“死有重于泰山，生无渐乎素行”的评语，李光前实在是当之无愧。

于是，新马人称李光前为“一代完人”！

彪炳千秋，光照人寰

李光前先生一生不仅为侨居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也为祖国、为家乡人民的福祉，建树了一座座丰碑。国家和社会高度评价光前先生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精神。李光前的事迹载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编著的《世界人物大辞典》、《新加坡南安先贤传》、《南安县志》、《南安华侨志》等书。

1983年10月，福建省人民政府为表彰李光前先生捐资办学的业绩，在国光中学隆重举行李光前先生办学45周年庆典活动，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庄炎林、全国台联会会长林丽韫，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王汉杰，福建省副省长黄长溪等参加活动。

1984年，福建省人民政府追授李光前先生“乐育英才”、“兴医利民”金质奖章和奖匾。

1993年10月，泉州市和南安市在李光前家乡隆重举行纪念李光前先生诞辰100周年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王汉斌、程思远、卢嘉锡、吴阶平、王兆国、杨成武等题词赞扬李光前先生爱国兴学精神。南安市人民政府决定把李光前先生在家乡创办的学校命名为光前学村，把通往光前学村的街道命名为光前路、光前街，并在国光中学光前堂敬立李光前先生铜像。泉州市侨联、泉州市华侨历史学会在泉州隆重举行李光前学术讨论会。

1998年4月，南安市人民政府决定把李光前故居列入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03年10月，在光前故居设立李光前故居纪念馆，建设光前故居广场。南安市各界在光前故居广场敬立李光前铜像。李光前故居纪念馆先后被南安市、泉州市、福建省侨联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